原创钟杰 心航图工作室 2022-12-09 20:00 发表于广东

第二个关口是寻找培训分析师。

也许很多人想加入一个培训项目(program)，比如说中德班或什么班，希望项目给培训分析师，但这实际上是有点困难的。当然，中国IPA学组日后也会尽力提供培训分析师的名单，但肯定不能满足很多人的需求。所以大家找培训分析师还是要自己去找，或者说通过你的各种网络去寻找。

我自己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，我记得我是00年的时候参加中德班的第二期的精神分析培训，到大概是03年底04年初这一期结束。结束以后我跟中德班的一些老师就建立了一些联系，比如说跟我联系最多的就是法兰克福弗洛伊德研究院的Tomas Plaenkers老师，还有现在中德心理研究院的负责人Alf Gerlach，当时他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师，后来中德班结束以后，我就有机会去德国做了一次短暂的访问，也访问了这几位我认识的老师。在05年，我就问他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培训分析师，因为中德班的培训结束以后，我明显感到自己最大的短板是没有接受培训分析，当然还有其他的短板，但这是一个很大的短板。培训分析师如果没找到的话，精神分析的学习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。

那个时候只有两种可能性，第一，我可以在德国找到培训分析师，但是我必须在德国待足够的时间，肯定不是一两年的事情。第二，可以像前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的那些分析师，就像候鸟一样，每年去法兰克福三个月，这三个月密集接受分析，然后再飞回去，第二年又过来，这种叫shuttle analysis(穿梭分析)，就只有这两种可能。要么你待在德国，接受正规的就是传统的培训分析，要么你就做“候鸟”，俄罗斯的第一批分析师基本上都是这样培养起来的。

我后来就听Alf Gerlach老师说有个机会：有一个分析师在柏林，她有可能到北京去，因为她的先生有可能会到北京德国驻华大使馆做签证官。我说这挺好，我得联络一下。就到柏林去找到这位分析师，后来还真的是我的分析师——Irmgard Dettbarn博士。那个时候是2005年，我就在柏林见了她一面。我问她你是有可能到北京去吗?她说现在没定下来，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定下来。我说行，我等，这么好的机会，结果一等就等了三年，到07年年底的时候她就到中国了，但是我那个时候反而是在德国。等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是08年初，我才开始在她那里接受分析，所以这一等就差不多等了快三年的时间，也是很长的时间了。

我的培训分析师Irmgard Dettbarn女士是德国人，她英文也还可以，但是她也得拿着字典，有些词汇她也不是很清楚。当时我的英文也没达到能甩开字典跟她谈笑自如的程度，我也会说得很蹩脚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为了找一个单词，两个人都得查字典，分析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开始的。

在这个过程中自由联想就很有意思了。首先是对我来说我是用中文做自由联想，我做了联想以后，我要把它翻成英文，然后再告诉她，翻译的过程确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信息的损失，比如有些单词你可能表达的就不是很准确，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引起误解。但是好在我们是一个很长程的分析，所以这些困难在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个困难，之后就还好，我觉得还能够handle。然后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大概在被分析了一年以后，我突然发现我的英文能力提高了。提高的标志是什么?我后来做梦都是英文做的，居然有一次做梦多是英文的，还梦见自己说了德语单词，当然这个也就变成了移情的一部分来讨论了。因为我的梦见德语叫“Genau”(赞同)，就是德国人说的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yes，还是蛮有意思的。

就这样大概我们被培训分析200个session以后，才能接第一个training case(训练个案)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方面是接受培训分析作为训练，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向我的培训分析师学习如何去操作性地进行精神分析。确实我会觉得我的分析师教了我非常多的东西。一个给我感觉体验很深刻的是，一定要在线下做培训分析，不能在线上做，因为线下有很多的信息，线上是体验不到的。

比如，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准时去见我的分析师，我的分析师刚刚把这个门打开，她就跟我说今天很抱歉，因为我们的楼上在装修，而且他是工作时间，我是没有办法拒绝他装修的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只能在楼下的花园坐下来，我们聊一些设置的事情，不聊太深的问题。然后我就跟她到楼下去坐在花园里面，那个时候是她已经快离开中国了，她也跟我讲回德国以后，我们怎么继续我们的分析这样的一些设置问题，这个让我感到是我体验当中很有意思的一些部分，完全不在设置范围内。我觉得我当时还是有比较好的感受的。

还有特别有意思的一次经历，有一次我记得北京某一年3月份天降大雪，我开着车去找我的分析师，我没办法准时到了，因为那个时候雪下的太大了，我就堵在路上了。我的分析师是这样的，我15分钟不能到，没有联系她，她就会给我打电话，她问我你在哪里，我说我堵在路上了，在下大雪，可能会迟到。结果我迟到了49分钟!最后就只剩一分钟跟她说：“我来了，再见!”。然后这一个session就完成了，我就很郁闷地回去了。月底的时候要交分析费，我就把一个月的钱，包括那次的我都给她了。我的分析师每次很认真的，我给她的是人民币现金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使用电子支付，她会很笨手笨脚地一张一张、100块100块地数，还跟我开玩笑，她说德国有个谚语：“最好数一数”。她把这个月的钱数完以后，退给我一半那个session的钱。我当时很惊讶，我说不应该我来承担损失吗?(我也没跟她提前取消)。她说：“这个是天灾，所以咱们俩一人承担一半!” 。然后我就很开心地拿着这一半回去了。我就觉得挺有意思，这些都是在线上分析做不到的。

培训分析多久才能结束?IPA中国委员会对我们的规定是这样的，4年不低于400个小时的培训分析(无报告结束)。如果有问题，分析师报告，如果分析师不报告就没有问题。为什么我要接受970多个session的分析呢?多出500多个小时，是不是因为我家里矿特别多?肯定不是这样子。实际上我们小圈子里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说法：如果你是接受培训分析，那么头400到500个session，你是为了学习，为了训练去接受的培训分析;五六百个session以后，你是为了自己去接受分析。你不太可能再换一个分析师了，也有换分析师的，但是我没机会换，我觉得也不用换，因为我的分析师很了解我了，我们有很多的磨合。我觉得我”病”得比较重，我为了我自己也要接受这个分析，而且我们分析的设置也会有些变化。比如说我的分析在头400个session因为我们是必须要接受的，她当时收(08年的物价)360块钱一个session，对我来说已经很多了，基本上我一个月在北大的工资交给他还不够，就是这样子。400个session以后，因为是你自己自愿的，所以就收我550一个session，一直交到我结束，所以剩下的时间我是在为我自己做分析，这个时候我会明显感觉自己有一些不同的体验，就是这个分析进入了我的生命历程，成为我生命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

我的分析什么时候结束，其实是到了14年。那个时候我的分析师已经回到德国了，这个时候IPA为了支持中国的发展，会资助我的分析师每年来中国两个月，给我们落地做分析。她会专门租一个合适的地方，在原来的她住的地方附近，给我们做分析，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做 Skype的网络分析。IPA一共资助了她大概有3年的时间，她是后来又过来的，因为她只在中国待了4年。她最后一次到中国来，我们才结束的培训分析，是在地面上结束的。所以我的974个session大概有接近600个session是在地面上做的，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地面上做的，中间大概有400次是网络的，这样的一个过程。密度肯定是不能低于一周4次，有时候我去是1周5次，每周一到五早晨，早7点的session，我是第一个，然后8点我从她外交公寓里面出来。每周如此，所以外交公寓的保安对我的车都很熟悉了，基本上一来了就会放我进去，因为他们都认识我了。当然也有一些插曲，一些**部门对我的这个规律地与外国人“会面”的情况也是很想了解一下，派人专门找过我了解：为什么我每天不辞辛劳的，而且是准时7点到一个德国外交官家里(我的分析师的丈夫是德国外交官)，8点准时出来?然后我用了一个半小时，从弗洛伊德跟他们讲起，他们才明白。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一段经历。

这900多个session，对我的个人性格的成长，还有我自己的一些早期创伤的处理，是非常的有帮助的，我之后也会有机会跟大家分享。所以培训分析师是我觉得在我们的受训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环。如果大家要进入到精神分析学习的话，还是主动的要去寻找培训分析师，通过各种途径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

-END-